微笑面对每一天。
一条短信的延伸在纷繁世界里，请相信自己那一点善意的付出。
200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吃着晚饭，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说是有一位正读大学的女孩身患重症，但她坚信如果有了999位陌生人的祝福，就可以战胜病魔。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发个祝福过去，云云。短信的最后，留有另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对于这类短信，通常我是不会理睬的。据说这是一些皮包公司的惯常伎俩，他们经常会编造出一个个凄惨的故事，然后让你发个短信过去。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上当，然后骗取你的短信费。
第二天出差，在火车上备感无聊，于是掏出手机，想玩一会儿游戏，不经意又看到那条短信。重读一遍后，我想干脆发一条过去吧，万一那边真的有一位身患重症的花季女孩，万一那位女孩真的需要一位陌生人的祝福，那么，就这样置之不理的话，好像有些太过冷漠和残忍；再说，就算这是某个皮包公司的骗局，对于我来说，也不过是损失了一毛钱而已。
尽管不相信几个祝福真的能够挽救一条生命，但最终，我还是写了几句祝福的话并发了过去。想不到仅过了一会儿，对方就回复过来，只有两个字：谢谢。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更换了手机卡；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把这件事，慢慢地淡忘了。
2005年春末，同样是在一个傍晚，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位男孩打来的，在确定了我的身份后，一个劲地向我道谢。我说谢什么，他说：“那个短信。”
他告诉我，他是那位女孩的哥哥，通过本市日报社的一位好心的编辑，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然后给我发了那样一条短信。他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让我为他身患重症的妹妹送去一个祝福。他说，他的妹妹坚信，只要拥有了999位陌生人的祝福，便能够重获健康。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手机号码？”我问。
“还是那位好心的编辑告诉我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最后，他坚持要请我吃饭。
男孩的年龄不大，像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样子，坐在我的对面，有些不安和拘谨。为缓和一下气氛，我开始没话找话。我问他最终凑够999位陌生人的祝福短信了吗？他说是的，比想象的容易些。我说这些发过短信的人，你现在都能够找到吗？他说有些换了号码的，就很难找到了———你是个例外。我说难道你要一一请他们吃饭并当面致谢？他说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不过一个月只能请三四位，我的工资有限。
轻描淡写的表情。
看得出他非常爱自己的妹妹。我想那位女孩子能有这样一位哥哥，一生都应该是幸福的。
菜上齐了，男孩开始拼命喝酒，表情有些哀伤。突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一件事：既然我的祝福帮助了他的妹妹，那么，他妹妹为什么没有来？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妹妹现在，读大几？”男孩喝了一口酒说：“妹妹去了。去年秋天去的。其实999位陌生人的祝福，并没有让她重获健康。可是，我仍然要当面一一感谢你们。”他再一次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又喝了一口酒。
我唏嘘不已。女孩终于还是走了，那么我们的这些祝福，对她来说，岂不是没有任何用处？
“这些短信，曾给她无限的快乐和希望。每天，她都会一条一条地翻读，然后一条一条地回复。”男孩说，“所以，尽管这些祝福没有能够将她留住，但她在离去的时候，一直面带微笑，没有任何痛苦。”
土路一条小路尘土飞扬。
从远处看，土路象被遗弃的窄窄的灰褐色布条，随着风，似有了细微的飘动。路的两旁，则密密地排满着绿墙一样的梧桐。夏天里，这些树伸展了巨大的叶片，努力将炽热的阳光挡在路的上方；在严冬，梧桐光秃秃的枝桠便合力抵挡着寒风，与山村一起瑟瑟发抖。土路
土路是村庄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有黄牛，睁着明彻的眼，打量着路尽头的土尘；有孩子，背着破旧的书包，光的脚板唤醒了山村的黎明；有姑娘，提着小巧的蓝子，羞涩地浅唱着黛绿色的山歌；还有老人，飘着白髯，根根肋骨清晰可见。
土路上的人们，从晨到暮，从春至冬，一刻不停地在奔忙。可是村庄，依然安静和贫穷。
有时候，清晨，一轮紫色的朝阳挂在土路远方的树梢，好似树梢轻轻一抖，那圆圆彤红的太阳就会滚落地面。儿时的我便狂奔起来，幻想着那太阳能够等我一次。但每一次，太阳都是无一例外地升起，照着我热气腾腾的脑瓢。
后来我读书了。书读得不好，每次逃学，都会经过那条土路。我把书包藏到某一棵梧桐的高枝上，然后在土路上撒开了飞奔，直至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小河。多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瘦弱的男孩，穿着与身体极不协调的长褂，急速地穿过土路上翻滚的黄褐色尘烟，奔向他梦幻般的真实。我认为，土路预示了我后来的人生。
我极不喜欢那条土路，甚至于有些憎恶。我说不出缘由。
考美术师专时，父亲去送我。他没有陪我去县城，因为他知道，即使去了，也帮不上忙。很远了我回头，看到土路的那端，父亲的身体缩成一个静止的黑点，象沾在布条上的一只蚂蚁。那时我想，考上了，就告别土路了。心里窃窃地喜着。后来我回来了，表情沮丧。我顺着土路慢慢地往回走，一个小的黑点逐渐清晰成我的父亲。父亲没有说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父亲第一次拍我的肩膀。我觉得对不住我的父亲。但父亲那时的表情，好像更对不住我。
有时在夜间，我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我长成这山村里一模一样的父辈。我怕我的一生都会在这条土路上消耗。记忆中，这条土路就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有一成不变的乡间岁月。
我对农民的热爱，极有些叶公好龙的色彩。是的，我会老去，但土路不会，土路上的岁月不会；其实我并不在意农民的艰辛，但我在意这种艰辛所换来的所有，对他们来说，会毫无意义。
就象土路上的那些父辈。
再后来我真得离开了。对那条土路，对那个小村，甚至对父亲，近乎于绝情。仍然是父亲送我。仍然是没有说话。记得是春天，记得刮了很大的风。临行前，父亲扔给我一支香烟。那年我十九岁。我是抽着那支烟上路的。我回头，父亲再一次静止成一个小的黑点。风很大，村庄开始模糊不清，父亲也开始模糊不清。有一颗火星蹿进我的眼睛，那一刻世界猛然变成了红色。
这红色，让我的眼睛痛了好几天。
我在城市里不停地飘荡。生活变得紧张和低贱。有时我在那些高楼下面急急地行走，抬头时，一滴空调室外机的水会恰好落到我仰起的脸上，这增添了我的孤独。尽管是柏油路，但到傍晚，我的皮鞋仍然会蒙上一层细小的尘粒。我怀疑那些尘粒，来自故乡的土路。
但土路终究是变化了。前些日子回老家，那路竟铺上了沥青，梧桐也不见了，换成修剪得低矮整齐的冬青树。但路上仍然有黄牛，有顽皮的孩童和羞涩的姑娘，有白髯的老者和千年不变的传统。那时我扎了银灰的领带，穿了藏蓝笔挺的西装和乌黑油亮的皮鞋，我与故乡的风景显得格格不入。这像极了当初的我，对于城市。
回到家，递一支烟给父亲，我发现，我的皮鞋上仍然沾满了细小的尘粒。
没有风。我不知道，这些尘粒来自何处。
我们吓坏了自己在电视台做事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们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朋友正好是那个节目的外景主持人。采访很简单，朋友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１０秒钟。
为这个节目，朋友做了充足的准备。就是说，不管对方做出怎样的回答，他都可以继续问下去，从而将话题延伸。那天他在街上拦下２０个路人，他向２０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２０个人中，有１９个人的回答基本相同。１０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从而失去一个难得的能够实现愿望的机会。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我的朋友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然后，抱歉地对朋友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考虑好。
甚至有人说，如果给我一天时间，如果您明天还要采访我，那么明天，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
那天朋友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
被自己吓坏了？我不懂。
是的。朋友说，他们总是害怕出错。或许他们害怕受到我的愚弄，或许他们害怕受到路人的嘲笑，或许他们害怕将自己的愿望暴露，或许，他们真的害怕失去一次实现愿望的机会，总之，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事实上这个城市的人每天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惊吓：怕失业、怕失恋、怕降薪、怕成人笑柄等等。或许他们曾见过别人失业、失恋、降薪、成为别人的笑柄，或许他们在以前的生活中也曾失过业、失过恋、降过薪、成为过别人的笑柄，或许这一切的发生，有时候真的仅仅因为一句随口而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因此，他们只能练成千篇一律的严谨和古板。他们每一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生怕说错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哪怕，是做类似“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这样的游戏。
不是还有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吗？我问。
那是一个男孩，朋友说。
他的愿望是什么？
给我五块钱！
我们都笑了。
只有孩子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才可以将自己的愿望毫无戒备地暴露给别人。朋友说，所以那天我真给了他五块钱。后来我想，假如那１９个人真的说出自己的愿望，有些愿望，或许我真可以帮他们实现。可是，他们没有说……
第二天你又去采访他们了吗？我问。
没有。那档节目最终被取消了。其实就算我第二天再去，我想他们也不会考虑好。事实上，他们永远都不会考虑好。考虑的时间越长，越是难以抉择。因为他们被自己吓坏了，还因为，他们想要实现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愿望。
所以，就算你２０年后仍然采访这２０个人，结果也会完全一样。
不，朋友笑笑说，结果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朋友说，因为那时，将愿望暴露的那个男孩，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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