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面对每一天。
一条短信的延伸在纷繁世界里,请相信自己那一点善意的付出。
200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吃着晚饭,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说是有一位正读大学的女孩身患重症,但她坚信如果有了999位陌生人的祝福,就可以战胜病魔。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发个祝福过去,云云。短信的最后,留有另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对于这类短信,通常我是不会理睬的。据说这是一些皮包公司的惯常伎俩,他们经常会编造出一个个凄惨的故事,然后让你发个短信过去。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上当,然后骗取你的短信费。
第二天出差,在火车上备感无聊,于是掏出手机,想玩一会儿游戏,不经意又看到那条短信。重读一遍后,我想干脆发一条过去吧,万一那边真的有一位身患重症的花季女孩,万一那位女孩真的需要一位陌生人的祝福,那么,就这样置之不理的话,好像有些太过冷漠和残忍;再说,就算这是某个皮包公司的骗局,对于我来说,也不过是损失了一毛钱而已。
尽管不相信几个祝福真的能够挽救一条生命,但最终,我还是写了几句祝福的话并发了过去。想不到仅过了一会儿,对方就回复过来,只有两个字:谢谢。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更换了手机卡;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把这件事,慢慢地淡忘了。
2005年春末,同样是在一个傍晚,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位男孩打来的,在确定了我的身份后,一个劲地向我道谢。我说谢什么,他说:“那个短信。”
他告诉我,他是那位女孩的哥哥,通过本市日报社的一位好心的编辑,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然后给我发了那样一条短信。他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让我为他身患重症的妹妹送去一个祝福。他说,他的妹妹坚信,只要拥有了999位陌生人的祝福,便能够重获健康。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手机号码?”我问。
“还是那位好心的编辑告诉我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最后,他坚持要请我吃饭。
男孩的年龄不大,像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样子,坐在我的对面,有些不安和拘谨。为缓和一下气氛,我开始没话找话。我问他最终凑够999位陌生人的祝福短信了吗?他说是的,比想象的容易些。我说这些发过短信的人,你现在都能够找到吗?他说有些换了号码的,就很难找到了———你是个例外。我说难道你要一一请他们吃饭并当面致谢?他说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不过一个月只能请三四位,我的工资有限。
轻描淡写的表情。
看得出他非常爱自己的妹妹。我想那位女孩子能有这样一位哥哥,一生都应该是幸福的。
菜上齐了,男孩开始拼命喝酒,表情有些哀伤。突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一件事:既然我的祝福帮助了他的妹妹,那么,他妹妹为什么没有来?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妹妹现在,读大几?”男孩喝了一口酒说:“妹妹去了。去年秋天去的。其实999位陌生人的祝福,并没有让她重获健康。可是,我仍然要当面一一感谢你们。”他再一次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又喝了一口酒。
我唏嘘不已。女孩终于还是走了,那么我们的这些祝福,对她来说,岂不是没有任何用处?
“这些短信,曾给她无限的快乐和希望。每天,她都会一条一条地翻读,然后一条一条地回复。”男孩说,“所以,尽管这些祝福没有能够将她留住,但她在离去的时候,一直面带微笑,没有任何痛苦。”
土路一条小路尘土飞扬。
从远处看,土路象被遗弃的窄窄的灰褐色布条,随着风,似有了细微的飘动。路的两旁,则密密地排满着绿墙一样的梧桐。夏天里,这些树伸展了巨大的叶片,努力将炽热的阳光挡在路的上方;在严冬,梧桐光秃秃的枝桠便合力抵挡着寒风,与山村一起瑟瑟发抖。土路
土路是村庄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有黄牛,睁着明彻的眼,打量着路尽头的土尘;有孩子,背着破旧的书包,光的脚板唤醒了山村的黎明;有姑娘,提着小巧的蓝子,羞涩地浅唱着黛绿色的山歌;还有老人,飘着白髯,根根肋骨清晰可见。
土路上的人们,从晨到暮,从春至冬,一刻不停地在奔忙。可是村庄,依然安静和贫穷。
有时候,清晨,一轮紫色的朝阳挂在土路远方的树梢,好似树梢轻轻一抖,那圆圆彤红的太阳就会滚落地面。儿时的我便狂奔起来,幻想着那太阳能够等我一次。但每一次,太阳都是无一例外地升起,照着我热气腾腾的脑瓢。
后来我读书了。书读得不好,每次逃学,都会经过那条土路。我把书包藏到某一棵梧桐的高枝上,然后在土路上撒开了飞奔,直至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小河。多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瘦弱的男孩,穿着与身体极不协调的长褂,急速地穿过土路上翻滚的黄褐色尘烟,奔向他梦幻般的真实。我认为,土路预示了我后来的人生。
我极不喜欢那条土路,甚至于有些憎恶。我说不出缘由。
考美术师专时,父亲去送我。他没有陪我去县城,因为他知道,即使去了,也帮不上忙。很远了我回头,看到土路的那端,父亲的身体缩成一个静止的黑点,象沾在布条上的一只蚂蚁。那时我想,考上了,就告别土路了。心里窃窃地喜着。后来我回来了,表情沮丧。我顺着土路慢慢地往回走,一个小的黑点逐渐清晰成我的父亲。父亲没有说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父亲第一次拍我的肩膀。我觉得对不住我的父亲。但父亲那时的表情,好像更对不住我。
有时在夜间,我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我长成这山村里一模一样的父辈。我怕我的一生都会在这条土路上消耗。记忆中,这条土路就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有一成不变的乡间岁月。
我对农民的热爱,极有些叶公好龙的色彩。是的,我会老去,但土路不会,土路上的岁月不会;其实我并不在意农民的艰辛,但我在意这种艰辛所换来的所有,对他们来说,会毫无意义。
就象土路上的那些父辈。
再后来我真得离开了。对那条土路,对那个小村,甚至对父亲,近乎于绝情。仍然是父亲送我。仍然是没有说话。记得是春天,记得刮了很大的风。临行前,父亲扔给我一支香烟。那年我十九岁。我是抽着那支烟上路的。我回头,父亲再一次静止成一个小的黑点。风很大,村庄开始模糊不清,父亲也开始模糊不清。有一颗火星蹿进我的眼睛,那一刻世界猛然变成了红色。
这红色,让我的眼睛痛了好几天。
我在城市里不停地飘荡。生活变得紧张和低贱。有时我在那些高楼下面急急地行走,抬头时,一滴空调室外机的水会恰好落到我仰起的脸上,这增添了我的孤独。尽管是柏油路,但到傍晚,我的皮鞋仍然会蒙上一层细小的尘粒。我怀疑那些尘粒,来自故乡的土路。
但土路终究是变化了。前些日子回老家,那路竟铺上了沥青,梧桐也不见了,换成修剪得低矮整齐的冬青树。但路上仍然有黄牛,有顽皮的孩童和羞涩的姑娘,有白髯的老者和千年不变的传统。那时我扎了银灰的领带,穿了藏蓝笔挺的西装和乌黑油亮的皮鞋,我与故乡的风景显得格格不入。这像极了当初的我,对于城市。
回到家,递一支烟给父亲,我发现,我的皮鞋上仍然沾满了细小的尘粒。
没有风。我不知道,这些尘粒来自何处。
我们吓坏了自己在电视台做事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们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朋友正好是那个节目的外景主持人。采访很简单,朋友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10秒钟。
为这个节目,朋友做了充足的准备。就是说,不管对方做出怎样的回答,他都可以继续问下去,从而将话题延伸。那天他在街上拦下20个路人,他向20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20个人中,有19个人的回答基本相同。10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从而失去一个难得的能够实现愿望的机会。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我的朋友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然后,抱歉地对朋友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考虑好。
甚至有人说,如果给我一天时间,如果您明天还要采访我,那么明天,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
那天朋友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
被自己吓坏了?我不懂。
是的。朋友说,他们总是害怕出错。或许他们害怕受到我的愚弄,或许他们害怕受到路人的嘲笑,或许他们害怕将自己的愿望暴露,或许,他们真的害怕失去一次实现愿望的机会,总之,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事实上这个城市的人每天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惊吓:怕失业、怕失恋、怕降薪、怕成人笑柄等等。或许他们曾见过别人失业、失恋、降薪、成为别人的笑柄,或许他们在以前的生活中也曾失过业、失过恋、降过薪、成为过别人的笑柄,或许这一切的发生,有时候真的仅仅因为一句随口而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因此,他们只能练成千篇一律的严谨和古板。他们每一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生怕说错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哪怕,是做类似“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这样的游戏。
不是还有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吗?我问。
那是一个男孩,朋友说。
他的愿望是什么?
给我五块钱!
我们都笑了。
只有孩子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才可以将自己的愿望毫无戒备地暴露给别人。朋友说,所以那天我真给了他五块钱。后来我想,假如那19个人真的说出自己的愿望,有些愿望,或许我真可以帮他们实现。可是,他们没有说……
第二天你又去采访他们了吗?我问。
没有。那档节目最终被取消了。其实就算我第二天再去,我想他们也不会考虑好。事实上,他们永远都不会考虑好。考虑的时间越长,越是难以抉择。因为他们被自己吓坏了,还因为,他们想要实现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愿望。
所以,就算你20年后仍然采访这20个人,结果也会完全一样。
不,朋友笑笑说,结果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朋友说,因为那时,将愿望暴露的那个男孩,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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