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寒暄只是打个招呼就了事的话，那与猴子的呼叫声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正确的寒暄必须在短短一句话中明显地表露出你对他的关怀。
社会真现实 还是学校最美好学校是一个城堡，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很多在学校的人都说宁愿出去工作，不愿在校读书；而已在社会的人都宁愿回校读书。我们上学，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为的都是将来走进社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应该在今天努力掌握专业知识，明天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大学的第一个假期，我利用假期进行兼职打工，感悟颇深！
第一个感悟，钱难挣。长这么大，不知道花了父母多少钱。年前我在一家蛋挞厂做工，4元一小时，一天十个小时几乎重复单调的动作，而且是站着干活，能伸伸脚活动下都是很奢侈的！我们还只是打酱油的，干这几天全数路过。而那些真实工人，为人父母，终年坚守在这无比枯燥的流水线上，可怜我们这群无知的孩子，这样的钱，不可以不三思啊！春节后，我去了另外一个流水线，做自行车烤漆的，他们可是拿着自己的健康在换钱啊！是为子女，是在为我们这群大学生，钱难挣！
第二个感悟，人际关系。我一个朋友很讨厌与工友交往！在无聊的流水线工作中，很多人的思维都在机械化，除了每个月的工资，不再想拥有点什么！我们没必要去贬低他们，现实很无奈一点，我们无权说多话！他们是走入社会的过来人，总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我们干活不如他们，但我们有梦，有追求，有理想，并且有能力，有条件去实现！这，也许就是作为我们学生唯一的骄傲，我们更应反思，我们是否珍惜我们的！这是我在工作中最为深刻感悟。别的，我想也很难说清楚，只有经历了才能了解。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大家为了工作走到一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要跟他（她）们处理好关系得需要许多技巧，就看你怎么把握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交际中，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学会适应它。如果还不行，那就改变一下适应它的方法。我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掌握了很多东西，同时在这次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勤于动手慢慢琢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先想方设法解决，实在不行可以虚心请教他人，而没有自学能力的人迟早要被企业和社会所淘汰。
第三个感悟，恒心与毅力。平时的我们，面对一本本厚厚的书籍，一节节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课。我们在干吗？睡觉，偷懒，甚至逃课。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入社会，肩负起我们的责任。总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像流水线工作那样无聊的生活方式。我们是无法回避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世界仍然丰富多彩，那么长时间的无聊工作，终归我们还是活下来了，学习上，我们没有资格说这也难那也难，这样无聊那样无聊。如果说学习也是劳动，那绝对劳动创造美好未来！
第四个感悟，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能力。工厂里面的人，很多人不会电脑，如果说将来流水线智能化，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法想象的。不能说他们是新世纪的文盲，作为我们大学生，我们知道的又有多少？不管是谁，我们要去学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专业，生物工程，永远也学不完。将来，即使是在我们精通的领域，学习永无止境，同样，只有学习，劳动，才能创造美好人生！
第五个感悟，自强自立。毛主席有名言：自力更生，艰苦！我们大学生现在缺少这样的精神！不说我们现在依靠着父母。即便使我们的学习，我们做到了吗？在工作中，没人会理会你的发泄与撒娇！没人会注意到你的装可怜！自强，自立，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应在我们手中失传！
学校是个好地方，他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知识，是知识的海洋。但是，它也会让一些人堕落，以为天大地大，就学校大。忘掉他是来学习知识的，是为将来走入社会做准备的。他们是可悲的，只要他们走入社会，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忘记学习知识，认为学习无用，社会中的才是一切。实际不然，我们学习的知识也是进入社会的基础。大学，我们应明白，劳动创造美好未来！
我是北大穷学生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的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利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过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大学生励志 www.lztxw.com）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努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实却是那么艰难：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
41岁大学生曾参加过13次高考为进大学高考13次，上了大学却发现前景迷茫
“当代范进”曹湘凡：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
再过几天，41岁的大学生曹湘凡就要进入自己的“毕业年”了。日前，他给记者发来短信，声称“前景迷茫”。
他曾对大学无限向往，为此，他参加过13次高考，被戏称为“高考王”、“当代范进”，最终在两年前考上了湖南长沙的一所专科学校，读的是法律。中午，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总结自己的感受，语气轻蔑而又失望，“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尔尔。”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自己“对大学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负责任”的丈夫和小有名气的高考家教老师。多年来，在长沙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以辅导高三毕业生为业。他略带悲壮地宣称：“高考是我最后的情人和救命稻草。”
但他不想再专职辅导高考学生，尽管这项工作的收入远高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曹湘凡固执地认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如今，他强烈地渴望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各种保险和养老金，比如教师和公务员。他担心：“如果没有保障，万一我出了车祸怎么办？”
这位曾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名人，蜗居在远离学校的一处很不起眼的平房里。他告别了几年前和一些卖菜、打工的邻居共用一间厕所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厕所和厨房连在一起，中间无遮无拦。
因为每晚都有家教，他没有住校，想象中的寝室卧谈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他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起床坐公共汽车去上课，下午又早早离去，直到深夜11点后才能回家。而到了高考前的一个月，他便请假，一心辅导众多考生。
“没办法，我要生存，要赚学费，要抚养孩子。”曹湘凡苦笑，他说，“生存是第一要素，没有生存，就无法谈理想。”这位看起来还算乐观的男子自嘲“别人是享受大学，而我选择了奔跑的方式”。
老曹在进大学前，还对那里充满幻想，以为大学是一个高谈理想、洋溢激情的地方。不久，他发现自己错了：那两种东西对大学而言，“很奢侈”，“不现实”。
他自称读过尼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作品，但如果和同学去谈这些，“别人会认为你是疯子”。不过，他还心存一丝希望：也许在北京的主流大学里，有人会谈吧。
其实，曹湘凡是抱着“试一试、读一读、看一看”的心态走进这所专科学校的，因为妻子对他下了“不能再考”的“最后通牒”。
他曾经豪情满怀，对记者宣称，只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专业、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系、湖南师大的中文系，这些理想的本科院校和专业，我才去读，不然只会浪费时间，失去自己的个性”。
而在几位任课老师眼里，他学习勤奋，“整体表现非常不错”。这位被同学们称为“曹叔叔”的学生据说从未迟到过，且上课精神抖擞，喜欢提问，“只是在后来，他认为大学不如想象中的理想，请假就多了”。去年的某个晚上，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记者还收到他的短信，称要退学再考。
大学课堂里热烈的争论，是曹湘凡一直期待的场景，但很少出现。“我感觉和高中课程差不多，也是满堂灌。”他沮丧地说，尤其是上大课，“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真理越辩越明。”他拖着浓重的常德口音说，“没有探究性的学习，大学生的素质怎么能提高？”
曹湘凡同学相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大学”，因此，他自称“暗淡无光”的大学生活，并非一无是处。这位学生对几位老师心存敬意，称“这样的老师如果多一些，大学才有意思”。
他最初听“犯罪心理学”课，“没有感觉，像听天书”，便给老师提意见：你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没有情景对话。还当面批评那位心理学博士“博士不博，硕士不硕”。老师态度谦虚，也不生气，还说“我会努力改进”。以后每上完一堂课，又主动询问曹湘凡：“我讲得怎么样？”
在这位老师的推荐下，他从图书馆借出了第一本书《梦的解析》。也是这位老师，顾不上吃中饭，陪着情绪低落的曹湘凡聊了两个多小时。
“商法”课的老师还是一名律师，他的课让曹湘凡“有一种愉悦的感受，也能发现自己知识的千疮百孔”。他用“大家风采”、“广征博引”、“信手拈来”等词评价自己的老师。“有的老师讲民法，绝对不会讲刑法。”曹湘凡说，他是“心血来潮似的讲法”，不以教材为中心，放得开收得拢。这位大龄学生诚恳地表示，“他是大海，我是小水滴。”
不过，他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注定会留下许多遗憾：没有上过选修课，没有见过法槌，没有打过球，甚至，没有时间在校园内闲庭信步。他唯一参加的一次集体活动是去“农家乐”野炊。“这是一次快乐的休闲，也是浪漫的回忆。”他笑着说，“好像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
他的大学生活似乎单调得只有上课和家教。不过，他写过的几封信倒值得一提。
一封写给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信中表达了想去人大读研，要求破格录取的愿望。他列举的理由如下：在高考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外语考试过不了关；“对你这个权威校长的权威语言非常崇拜”；“希望和高素质的人才一起学习，提升自己”。
纪校长没有回信，他对此揣测说：“这证明我没有达到他破格录取的资格。”
一封信写给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批评他的两句话不合逻辑”。去年，张厅长在一次在线访谈时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从总体上来讲，通过扩招以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并举例说，现在大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能力比过去强多了。曹湘凡不认可这种说法。
在信中，他称对方“张老师”而非“张厅长”。“我是以大学生的身份与他交流，叫他张厅长就是官话了。”他解释说。他还给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写信，提出“高考命题要有学生参与”的建议，指出“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脱轨现象”，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予以了回应，书记委托秘书给曹湘凡打来电话，转达了六个字：小伙子，好好干。他为此深受鼓舞。
但身为一名高龄的专科生，41岁的“小伙子”很难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他为写作论文《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去一家检察院调研，并向办公室主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工作，需要什么条件，要找什么关系？
他愤愤不平地转述对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们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连扫地的资格都不够。”
他不满中国普遍存在的年龄、身份和学历歧视，羡慕美国70岁的老人还能做消防队员，还援引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说，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叹：“40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却是找工作的黑色岁月。”
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着的典型写进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简历，没有回应。他想报考公务员，但超过了年龄。他打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学了3年法律，不考，会很遗憾”。他也希望有人请他做培训师，在全国巡讲，培养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长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独自一人住在那间逼仄杂乱的屋子里，凌乱的床边是一堆凌乱的报纸，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这位大学生没有电脑，还不会上网。他在大学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学会了发手机短信。
他曾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现在，他的自我定位变成了“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他房间的书桌摆满了各种高考资料，《中国行政诉讼法》、《简明证据法学》等几本专业书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学的那一天就生气地离开了他，去了深圳，她预言丈夫“一毕业就会失业”。但老曹总觉得，“多读点书是有用的”，虽然，他连妻子基本的梦想都没法满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长沙买个二手房。
至于待在农村的年迈父母，对这个执拗的儿子已没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谈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违法”。
刘鹏，曹湘凡入学以来的辅导员，却呼吁企事业单位能给他就业的机会，“他心态正常，毅力坚定，相信以后的工作也会很扎实”。对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刘老师赞不绝口，称他的精神可嘉，“对社会也是一种激励”。“我愿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他。”刘鹏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连续两年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
曹湘凡会不会成为悲剧
曹湘凡读了有关杨元元的报道，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是一个伪命题，我只是像杨元元一样的千百万弱势群体中有抗争精神但无力回天的一个缩影。”
杨元元，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贫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活曹湘凡看着报道，悲从中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只是比她坚强一点，没有自杀。”
也许是受杨元元经历的触动，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他悲观的一面。几天前，他还认为自己不是悲剧人物，也非高考失败的个案。
这是我第二次采写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们偶有联系。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一个“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处打工，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梦想促使他为进大学历尽艰辛苦斗了漫长的岁月，也导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独居长沙，妻子远在深圳，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渐渐长大，没有父母之爱的陪伴。
我几次善意地提醒过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我发现，这种现实的观点在他的理想面前显得很无力，也很难被曹湘凡接受。因为他的内心认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人，就没有地位就“人微言轻”，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如今，马上要大专毕业，他希望“多年的媳妇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问他：“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的退路是：做一辈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临的尴尬处境：学历不够，年龄过大，因此，才把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本报的报道之上。在一个为选材设定了学历层次和年龄限制的社会，这是一个略显天真而又无奈的举措。
但就业观念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和反应，朝夕之间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圆梦”的难度很大。尽管，他比许多大学生更有见识和意志。
我当然不会去指责曹湘凡有点“偏执”、太不理性，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家庭观。对这样一位坚定的追梦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适的归属，感受到社会的理解、包容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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