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那几条刺耳的评论时,郑锐最初觉得难受。
今年5月底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视障者出行的困难,其中一条视频的截图和评论在9月被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转发,引发了大量关注。在视频里,郑锐边触摸着电梯楼层按键,边对着镜头说:“摸不出来轮廓,到了楼层也没有语音提示,哎呀太难了……”在发布时,他配文,“无法抵达的终点。”
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9月转发了郑锐的视频截图
评论很快涌来,有人回复,“盲人为什么要出门?”,“没必要为了个别人去改变所有”,配有一个“微笑”表情。
32岁的郑锐是一位视障者,从一岁起,双眼只有微弱的光感。他看不见,但明白这个表情的意思,“有一些好奇、惊恐、不可思议和轻蔑。”
“大家越不理解,我做这个事情就越有用”,难受的情绪淡了,郑锐继续发布视频,一条条回复质疑的评论。很多视频里,他留下魔性而开怀的笑声、在自导自演的小剧场里一人分饰两角、讲段子逗闷子,以此来讲述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和遭遇的偏见。
用幽默和戏谑对抗愤怒,郑锐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自小,他和明眼人一起长大,在他看来,视力障碍不过是一个生理特征,视障者过的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他是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培训师,每天转三趟地铁上班,到了办公室,精准地触摸并打开会议室电灯的开关,吃完午饭,有时去同事座位上唠唠嗑。他常说,自己和明眼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环境仍然在很多时候让郑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被障碍物挡住的盲道、读不出的健康码……郑锐希望普及无障碍的理念,并告诉更多人,“无障碍是一种通用设计,最终方便所有人使用,并不只是为了残障群体设置。”
以下是郑锐的自述:
想到视障者,你会想到什么?
像出行遇到的问题,平常没有机会讲,也不知道在哪里讲。你说是愤怒吗?应该是比这种情绪更弱一点的东西——气恼。
今年5月17日,我参加了一场活动,有志愿者说,可以把出行的困难记录在网络平台上。我就开始拍视频了。
视频的内容很简单,家人或同事给我拍,我讲十几秒,截掉开头和结尾,几乎不做任何修饰,那些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我发的第一个视频,没想到有几十万的播放量。我想,这么好玩吗?
郑锐在短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拍视频的另一个原因和工作有关。我是一名无障碍培训师,培训中,我都会率先问参与者三个问题。第一,你见过视障者吗?80%到90%的人都说,没有。
但是这个群体在中国有1700多万,比警察都要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警察,怎么会见不到视障者?
第二个问题,一说到视障者或盲人,你会联想到什么?大多数人回答,盲杖,墨镜,做按摩,行动缓慢,无法沟通。这些是对视障群体贴的标签。
更多人没有和视障者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了解。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会趴在我耳边说话,我只好说,声音小一点,我是看不见,不是听不见。还有人曾经问我,给你夹一片绿色的青菜好不好?他认为我理解不了青菜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一名视障者能使用完全没有按键的触屏手机吗?参与者异口同声回答,不可能。我用手机演示以后,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惊讶,“怎么用得这么好。”
参与培训的大多是企业中高管人员,我会想,普通市民的认知或许有更多的偏差。
在抖音的评论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盲区。有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盲人上厕所会不会掉下去?吃饭会不会吃到鼻子里?喝水会不会倒进衣服里?我心想,现在的学校怎么连这些东西都不教?
既然有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我正好借机会普及一下。
视频里,我设计了一些小剧场,想拍得贴近生活一些,让大家觉得我不是一个坐在镜头前、只会说话的人,你们能跑能跳,有娱乐有工作,我们也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
他们没有束缚过我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看不见的。
五六岁时,我在家附近跟小朋友一起玩,我们会爬老式的大铁门,门上有把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看不准把手,但别人就爬得很快。他们丢沙包,我去捡,也找不准。
那时候我的视力,很难去用特别形象的话语去描述。我的左眼能看到轮廓、人的影子,但是这个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右眼几乎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的亮,光的暗。
家人后来告诉我,我不到一岁时,得了一种病,叫牵牛花综合征,明眼人的眼底成像是圆形的,我的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京、上海,各大眼科医院都去看过,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记忆里都是医院吵闹的声音。我被抱在怀里,一堆医生围过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应该是主任,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病。”一堆实习医生拿着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扒开我的眼皮,照得我一片晕乎乎的,好痛。
我开始吃明目的中药,一天三次,一直到成年。到后来我走进中药店,闻到这个味都觉得很亲切。
当时去外地看病,只觉得好玩、长见识。我的老家在安徽蚌埠,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车厢很嘈杂,有打牌的声音,喝酒划拳的声音,人们大声说话,一车厢里都是烟味。有推车在每个窗户底下叫卖,我会很好奇去问。
从小,父母从来没跟我谈过看不见的事,他们没有束缚过我,都说,你自己去试,自己去做,做不好再说。
我家院子里面种无花果树、柿子树,我爬上去,被毛毛虫蜇了手,也拿石头砸马蜂窝,爬脚手架,拿鞭炮塞进酒瓶子里,都干过,也不害怕。
家人会带我去各地,给我描述陌生的环境。凡是能用手触摸的,我都会去摸一下。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大,有的能摸出来弯曲的清晰褶皱。北京故宫宫殿上的门钉,好像比我的脸都大。
有一次爬山下山,完全可以坐索道。但是我妈说,没事,你跟着我慢慢走。因为看不到台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停,一开始我很恐惧,不敢试探。后来,也习惯搭着她的肩膀,随着她肩膀的上下起伏走下山。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人不知道特殊学校、盲人学校,就把我送去了普通的学校。
三四年级,要在田字格里写字,我发现自己看不清楚,经常写出格。我去问我爸妈,他们才告诉我,“你可能看不见。”
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爸妈说,那就写大一点,或者我们帮你写都行。
老师在课上会先跟同学说,郑锐黑板上的字看不到,你们帮他一下。同学们也都很乐意,我每天都带回家不同同学的笔记。可能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淳朴,没有这么多的心思。
上课我就听,用脑记。下课后,我跑到黑板前,趴在上面,拿放大镜看老师画的图形。
上初中后,书变大了,字变小了,看不了了。我妈妈说,她不工作了。她用白天的时间,把前一天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笔记抄好,再还给别人,晚上我回来后给我读。
到高中,别人学到10点就能完成的功课,我得到12点,我妈陪着我,从冬天到夏天。我从没跌出过班级前10名。
我喜欢篮球,同学们在篮球场打球,我虽然参与不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坐在场边,听他们嘴巴里说话,谁在哪里,球传到哪里,同学的声音我都能辨别出来,我就在脑海里画出他们打球的场面。
他们不打的时候,我拿场边一根竹竿,敲击下篮筐,判断球框的位置,自己投着玩。球落地不是有弹起来的声音吗?篮球入筐也有声音,“唰”的一声。
一些同学的行为,现在我想起来可能是在捉弄,但当时不这么觉得。他们会逗我玩,你眼睛好好玩,你能看到我吗?我把你东西藏起来了,你找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和父母叫到办公室,跟我父母说,你小孩眼睛不好,怕跟不上成绩,办理退学,不要拖累其他人。
我特别低落,为什么不让我上学?我又没犯错误。我在房间里哭,家人也没管我。等我哭完,我妈问我,老师说让你退学,你自己想,要不要上?
我有一个星期没去学校,思想很反复、很焦灼。但是后来我想,你又没有权力要求我退学,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这件事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第一次被人否定,如果走不出来,可能我就废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你们觉得我不行,我偏不信。
不是弱者,也不是励志典范
19岁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视障者或者盲人这个词,对于盲人学校,视障群体,零认知。知道视障者的概念,是我来深圳上大学之后。
2007年,我在深圳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和我都没有在意视障者的身份,也就不知道高考有无障碍的政策可以申请。
最大的困难是涂答题卡,一片花里胡哨的。我拿着放大镜,也就是一个圆的半球体,卡在试卷上,先看准题的位置,再拿走放大镜,用手指着这个位置,拿笔去涂。涂错了,我也不敢用橡皮擦擦掉,好不容易涂了几个,手上全是汗,又着急又紧张。
10道选择题涂了40分钟,英语最后就考了十几分。我进了深圳大学,读了建筑设计。因为从小摸过很多建筑,对于设计的过程、设计的理念特别好奇。
学建筑设计需要电脑操作,又要画图,老师看我学得比较吃力,就跟我说,你可以办残疾证,申请辅助器具。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残疾等级、分类,我属于视障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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