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工作生活上经历了一些变动和波折，内心的戏份比较多，在三十岁这个人生的档口，随手记录一些作为体制内的年轻人的零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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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进入体制8年多，一直干着事务性的具体工作，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压力，在能力提升方面也只是1.0到1.1的缓慢爬坡，属于韦伯笔下“依赖”作为职业的政治而活的官僚机器螺丝钉。最近，被领导从业务岗位安排到了文字岗位，工作的难度和强度都大了很多，也意味着到了一个必须从1.0向2.0迭代的关键跃变期，这对于自己能力和心力都将是很大的挑战，因此最近明显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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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时代还是职场生涯，自己很大的一个遗憾是始终没有碰到过真正的良师，很多事情全凭自己摸索，只做成了不上不下的半吊子，但这次遇到了一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性格相似、更愿意倾囊相授的好老师，在这种艰难的瓶颈期有位引路人给你带路，实为人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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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于公文写作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文字的雕琢，心思花在怎么把标题取的对仗工整有新意，把内容写的精致出挑有气势，现在才知道这是极大的误区。公文的起草本质上考验的不是文字，而是思维，好的文章永远胜在立意和逻辑，文字的修饰反而是最末的部分，所以文字工作本质上并不是“抠字眼”，而是要培养和锻炼宏观的思维能力，一种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蕴含着的的普遍性的方法，只有掌握了这种方法，才说得上初步具备了指导实践的“领导思维”，否则大概率只会在文山会海中一复一日地消磨掉自我，如果觉得写公文只是在玩文字游戏，那么大概率已经掉进坑里却不自知了。就像打仗比拼的是战略战术而不是队伍排的有多整齐，这其实和平时自己对于写作的理解是一样的，只是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
所以之前我一直非常惧怕当令人头秃的“材料狗”，但是现在的心态放平了很多，一方面在体制里工作，想要更进一步，材料这道坎迟早都要过，早渡劫就能早超生；另一方面，写材料与日常的搬砖有本质区别，是对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塑，也是对心性的磨炼。干过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门”爬格子”的苦差事，如果有幸能学会“跳出文字看文字”的方法，然后超越写“八股文”的阶段，那么学到的将是受益终生的底层能力，这是人浮于事的业务工作所不能带来的。能够突破这个层面，就已经初步掌握了驾驭体制工作的门道，所以能被安排到这个岗位，可以说是领导的器重和的仕途的幸运，也是我想珍惜这次机会的原因。因此上岗的时候，为了摆正我对待文字的态度，前辈就非常郑重地告诉了我四个字：“敬畏文字”，不要轻视思想和文字的力量，即便是很多人认为的“官样文章”。为什么官场大佬们大多都干过文字工作，他们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其中奥秘，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很难参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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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是肯学、好学、善学的人，但经历体制的敲打后，发现自己一直存在学习太过佛系、不够“功利”的问题，虽然这么说很奇怪，但我读书完全是凭散漫的兴趣，虽然个体层面的智识更丰富了，但大多都是浮于书本的“屠龙之术”，在学以致用这方面做的很差。因此在对学习这件事的定位上，怎么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变成能服务于工作和实践的学问，需要经历一个从“有趣”到“有用”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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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始养成写作习惯以来，我对对自己的创作热情、逻辑性和思辨力一直都是比较有自信的，也认为擅长的文风很适合从事体制内的文字工作，但是这一引以为傲的能力到了职场之上却遭到了降智打击，平时的创作激情和能力几乎哑炮了，有时候几句口水话都要憋红了脸便秘半天，看到别人行云流水的行文，感觉之前自己学到的东西都变成了废纸，这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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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一个三线城市的体制内家庭，毕业后顺其自然回到家乡进入体制工作后，作为别人眼中的“乖儿子”，父母、朋友、同事都理所应当地觉得你应该和大家一样，成为整个环境的一份子，因此和很多人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不同，我的焦虑来源于被安排好的确定性。然而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塑造一个自由而孤立的“我”，因为这份的自我意志太过明显，与社会规范一直存在着激烈冲突，会让我觉得自己注定不属于这里。对此，以往我采取的是逃避和抗拒的态度，和父母之间也爆发过很多次冲突，然而经历过一些事之后，这次下决心要好好潜心钻研、沉淀打磨几年，去敢于推翻过去的认知，去熔铸一个全新的自我，并尽量去找到自由意志与社会规范的结合点，找到工具人和自由人之间的与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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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长环境相对安稳，不太需要操心物质和生计问题，没有体验过大城市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对事业和金钱这些现实问题的态度一向比较佛系，做人做事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和权力欲，觉得只要经营好自己的小世界就满足了。经历了毒打和成长之后，这样无欲无求的心态转变了不少，但愿能尽早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社会人，有朝一日能掌握自由选择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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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跟着单位的领导学了不少，领导才思敏捷，曾经是大领导的笔杆子，散文、理论、歌词样样能写，开会讲话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文章的立意框架信手拈来，甚至骂人十分钟都不带重样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是一流好手，可谓智商情商双高，是职场内很多人的理想榜样。然而在这个位置之上，他依然常常会流露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失落感，一方面是多少觉得有些屈才，另一方面可能也会遐想，如果没有走上仕途，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父亲也是如此，我们的父辈这代人也有“诗与远方”，但往往因为起点的卑微和家庭的重担，不得不放弃另一个理想的自我，为了生存自甘苟且于浮世，经历了官场的几十年风霜洗礼，看惯了宦海沉浮和人情冷暖后，积淀下来许多人生教诲，却常常会被我认为是庸俗的、官僚的、过时的。现在我慢慢意识到，代际冲突一部分是来来源于上一代人对经验的自负，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对父辈了解的太少，我们这代人现在所拥有的基础条件，是他们当年可望不可求的，这也是值得我好好工作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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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与父母的冲突中，我慢慢认识到我们这代人背负了上一代人太过沉重的爱，远远没有自己想象中能活得那么自由洒脱。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我们其实是中国结束千百年来的农耕社会后，所塑造的第一批拥有崭新观念的人群，虽然好像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但传统的那个乡土中国仍旧牢牢嵌入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婚生子、事业有成、养老送终……这些是我们在被赋予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精神自由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的代价和宿命。父母给了我们优渥的生活条件，但生活本身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追寻，但在追求自我与社会责任之间，有时候很难做到“忠孝两全”，有时候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和环境的压力，但自由和责任并并非是对立的，自由代表了你需要孤独地面对选择的一切后果，而责任一定程度意味着你无需独自承受这沉重的负担，绝对的自由通向绝对的责任，真正的自由让人感受到责任，而只有责任才能让人真正实现自由。相比自怨自艾父母的苛责，也许积极地拥抱作为一位儿子、丈夫和父亲需要承担的责任，更能达到个体的成熟，以及去父辈的和解吧。有时候我也会想，相较于我们“不完美”的父母，除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之外，今后我们能给下一代人留下些什么呢？我们一定能做的比上一代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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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身处的官僚体系，我会有种一旦融入进去，就会像1984一样被这个庞大的组织“洗脑”和同化的恐惧，更害怕会丢失掉自己的本真性，不知不觉变得和自己讨厌的官场老油条一样油滑、狭隘、自负，可能是因为过于重视自由意志，而没有把成熟视为一种财富吧。我们为自己塑造的“自我”，有多大程度是自己生命的真实展开，又有多少其实只被外界精心雕琢出的产品呢？如果能层层剥开消费社会创造的虚假的外壳，找到你内心那个包裹在浮华下真正的“自我”，那么我觉得不必忧心忡忡有朝一日“泯然众人”，因为这个自我不是被外界构筑的脆弱幻觉，而是你自己赋予生命最真实、最独特的内在，因此你有自己做人做事的价值和标准，它就很难被环境改变，面对意识的侵蚀，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实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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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官僚机器里的“工具人”，无论身居多高的位置、握有多大的权力，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一枚可替换的零部件，都是在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着，少了你，组织照样运作、太阳照常升起，多了你，也不可能撼动整个组织的意志，那么自己作为螺丝钉，做的这一切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我时常会在工作中陷入到这样的“意义之网”中。最近上海的众生相，也加剧了组织中作为个体的无力感，以及对官僚机器和工具理性的怀疑。对此我的想法是，一方面，我们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手段的属性，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可替代性，这是高度理性的现代社会下人的必然宿命，即使是多大的领导也概莫能外；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无法回答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这样的宏大命题，也让努力让自己保留作为一种目的而活着的热忱，诚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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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在谈话时曾跟我说过，在体制里工作，一个人的短板是很难完全补上的，与其去费力补齐短板，不如把长板拉的更长。人际交往方面是我在体制里的明显短板，长板的话，同事都认为你材料搞得好，实际上我知道现在的自己是外强中干，文字水平还远远不足以成为在体制内生存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本领恐慌带来的危机感会特别强烈。所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样才能在职场里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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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对职场的人情世故比较木讷的人，为人处世比较单纯没心眼，也可以说情商不高，不喜欢把酒言欢称兄道弟，不会官场和酒桌话术，也不擅长揣摩人心，属于不会“捣江湖”的书呆子。当然官场里既要有和珅也需要纪晓岚，领导既需要清流也离不开浊流，为官从政到更高的阶段，本质上考验的都不是工作能力，而是洞察人心的能力，但凡要与人打交道的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在官场里尤为如此。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诸如刘邦、刘备这类领导，业务水平未必有多出众，但一定都吃透了人这篇大文章。在官场里混，要么坚持当清流，要么潜心入世，但“人”的学问不止能用于官场，到哪里都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相比于锻炼文字工作的能力，怎么学习人际交往的学问，对我来说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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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因为每天上班如上坟，动过好几次逃离体制另谋生路的念头，包括在家附近的高校开书店、去日本读研、当背包客、自愿下放到清闲的养老部门等等，最后当然都是一地鸡毛。可能这么说来是我缺乏打破现状的勇气，但现在想想，这些所谓的“理想”其实都是不愿脚踏实地生活、急于摆脱现状、但又没有清晰目标时的一个借口，本质上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侥幸心理罢了。一个成熟的人需要学会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无论它现在是多么的荒芜，然后努力在虚无中积极创造价值，而不能总是用逃避当成不作为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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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以前经常对我说，人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之后，可以在空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对此我经常嗤之以鼻，既然有梦想，为什么不去全力追逐呢？现在则对自己的定位更清晰了一点，辞职了去混社会，我和同龄人比没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在体制里，这样的我却拥有了足够的独特性，也许可以借由“工具人”的身份创造非常不一样但又完整的自我。虽然我是官僚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但我也可以从中完成另一种自我意志的实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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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欢读历史、政治和时事，在学生时代，我常常被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所激励鼓舞，因此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抱负，所以走上从政这条路，其实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理想。只是真正进入体制后，这份初心被日复一日的事务性工作冲淡和消磨掉了，希望自己能在有朝一日能重新找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使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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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这个东西，总会给人以一些固化刻板的印象，比如安逸、清闲、封闭等等，对于“体制内的年轻人”这个群体，除了每年的考公大潮外，社会关注的其实很少，容易以偏概全地贴上“一眼望得到头”之类的模糊标签。当然事实上，很多年轻人进入体制确实只是混个铁饭碗，然后迅速“泯然众人矣”，并普遍进入一种不思考的状态，然后“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作思所想、所爱所恨”。但体制内的年轻人同样有自己的迷茫与挣扎，而且社会的注意力大多只聚焦在在大城市的996和新鲜事物上，有时候还挺希望为体制内的少数同龄人发一发声。
再者，社会普遍会认为高学历人群进入体制是一种浪费，高等教育培养的社会精英应该从事更具有创造力的工作，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我也觉得太多学霸挤破头往体制里钻，是社会资源的整体浪费，但政治这件事也是门学问很深的技术活，还是需要一批有能力也有情怀的年轻人，掌握权力并不都是有原罪的坏事，关键要认识到权责利的相统一，一个人能力越大、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世上多一个办实事的好官，也就少一个缺心眼的蠹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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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在三十岁这个年纪，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面前也有重重困难和挑战，人生的道路算是才刚刚开始。希望自己能勇于重塑自己、拥抱蜕变，也能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始终保持一份清明，不辜负肩上的责任，也对得起内心的坚持。
最后送自己两句话，一句是现在的良师兼益友赠予我的，作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精髓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最后，“我心光明”；
另一句是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场演讲中，对心目中真正成熟的政治家的赞美：“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愿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到今天写下的一切，我能够对自己说，“我心光明”，然后，“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先写这些，想到什么再慢慢补充。
文/霜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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